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电视的地位将为越来越低 |
| 来源：email100.com 时间：2012-03-17 |
| 电视的地位正在变化。虽然它仍被摆放在客厅中央，但它已经不再是荣耀的家庭核心，已经沦为某种“伴随媒介”，至多，只是一块大屏幕显示器。电视中播放的内容正在被观众抛弃。
如今，人们可以有更多渠道获得及时、多元的新闻资讯;有更多途径看到与世界同步的电影和剧集;有更多的热情参与到港台时尚、娱乐节目的互动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电视界面临着管理部门众多限制性政策;从业者制作的剧集又因种种原因质量普遍不高;而电视台本身的播放模式决定观众必须每天按时守候且定量接收。与此同时，专业视频网站也开始进攻。他们从电视台挖走核心创作团队，制作原创节目;斥巨资购买正版海外节目版权并天生能以更自由的播放方式与受众点对点播出。
摆放在客厅中央的那台矩形机器现在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的主体，它要么被彻底抛弃要么被接入一台电脑或者更小巧的高清播放器。人们利用这台大屏幕播放从互联网海量内容中主动挑选出的各类节目。
电视，再见
“电视正在给我们传达过多我们并不想知道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判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甚至是价值观。新闻千篇一律，越来越主观;电视剧看得我都想哭，编剧的智商让人怀疑，导演的不负责任让人发指，演员大多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大骗子;节目除了选秀就是挖人隐私的情感谈话类节目，各种主持人都像喝多了口齿不清思维混乱自以为是，台下的观众集体无意识地傻笑……”网友“不说”激愤地写道。
这篇文章发表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小组的名字叫“不看电视”。这是一群拒绝看电视的同道者。如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那个摆放在客厅中央的矩形物体并没那么重要。
“三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
两个女同事争执起来，因为韩剧明星的八卦。她们都拉着赵瑞卿开始聊那部剧集，希望得到支持。“你看过吗?”她们问。赵瑞卿回答说，“很久不看电视了，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两名同事盯着他看了许久，眼神里似乎在看一个怪物。赵瑞卿把这段经历发表在了“不看电视”小组中，赢得几个人的附和。
这群“不看电视”的同道者在小组说明里写道：这里是一群不喜欢看电视的人!这里是一群不想被弱智电视节目洗脑的人!相信我的观点，三个月别看电视，再去测测你的智商……或许，你喜欢电视中的体育、科技……但是请清醒地保持你选择接受的权利，别让某些弱智的电视节目增强你意淫的思维……欢迎有同样怪癖的人加入，也欢迎来找茬的兄弟姐妹……
赵瑞卿就是有这类“怪癖”的人。从大学到参加工作，赵瑞卿已搬离父母家独立生活十多年，家里从来没有摆放过电视。他和女朋友说“以后有了孩子不能让他看电视，会变傻的”，女朋友表示同意。反讽的是，他的女友是一名编剧。
“电视现在庸俗、势力，追求能带来收视率的节目。我女朋友做编剧，开会讨论，大家都知道剧本很烂，但也知道会有观众看，这种剧就会上。可能他们觉得观众就是庸俗的。电视上无法讨论深刻的问题，也不能让你思考，就是不停地被灌输。”赵瑞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也有好的节目，但是要花时间去筛选，我耗不起这个时间。”
他曾靠在沙发上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他意识到看电视的时候就是懒散的状态什么事都干不成，甚至包括看电视本身。父亲爱看新闻，赵瑞卿就试图教他上网，引导他不再依赖电视。“网络对他来说太庞杂，要自己筛选，他找不到门道，不适应。但他也觉得电视节目太烂了，有些节目看不懂了。那些偶像剧不是拍给他们看的。好像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但是年轻人又不看，至少不通过电视看。”赵瑞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看电视”小组里，赵瑞卿的同道者发表自己的状态说：现在打开电视，仅限于看一部分新闻(形势大好的那类就算了)和体育节目，或者放碟片。
31岁的网站编辑吴东江也大致如此，体育赛事是他看电视的唯一原因。虽然每周的篮球、足球赛事都能从网上看到，但只要电视台有直播，吴东江仍会选择电视，一是网络相比电视有延时，更重要的是电视直播视觉效果更佳。但作为影视剧狂热爱好者，吴东江几乎放弃了电视台的节目，他从网上下载自己喜欢的影视剧，当然，是美剧、电影等国外节目。因为网络，国外影视剧填满了众多观众的观影时间。“如果电视台同步播出这些影视剧，我会关注。”吴东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这种情况很少。”从前年开始，他储存的影视剧以每年4TB的速度增长。电视机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显示互联网内容的大显示器。
实际上，这并不是几个孤立的个案。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的调查显示，高收入观众看电视的时间明显低于低收入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电视外，高收入观众拥有更多替代性的文化消费途径和方式。同时，电视观众的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对于电视的依赖，农村受众远高于城市群体。而且，近年来，观众平均每段收视时长连续下降，频繁转台使得观众停留在单一频道前的连续时间越来越短。电视的重要程度，真的变了。
从“社交媒介”到“伴随媒介”
人们逐渐抛弃电视是近几年的事情。之前，包括赵瑞卿和吴东江这样“不看电视”的人对于电视机还很有感情。上世纪80年代，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当时家住济南农村的赵瑞卿和福州城中村的吴东江都记得晚上邻居们来自己家中看电视的情景。“我觉得挺拉风的。”吴东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候电视也算是个社交媒介了。”
对于伴随着电视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电视就像个有魔力的盒子，我的很多知识就是从那学的。”赵瑞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每个寒暑假的周二下午，赵瑞卿都无奈地对着每个频道固定的“彩色球”画面，很多年间，每周二下午都是国内各电视台的检修时间，暂停节目播出，这种做法让许多爱看电视的孩子抓狂。“每个寒暑假都会重播电视剧，《西游记》《射雕英雄传》……我都会看。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赵瑞卿说。那确实是一代人的记忆。彼时，娱乐渠道单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二十年中，电视几乎是每个普通家庭最主要的娱乐活动。
和赵瑞卿、吴东江同龄的郑继扬至今还记得，每个星期天傍晚，爸爸都会陪自己看完《米老鼠和唐老鸭》。爷爷每晚固定要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这时郑继扬一定会闹着换台，大人就摁遍十多个频道后向郑继扬证明“全都是播这个”。爷爷总是坐在一旁的藤椅上微笑着看着孙子。
小学即将毕业时，郑继扬的爸妈时常加班，他独自在家时总会偷偷打开电视。在开电视前，他会仔细观察电视罩的褶皱的样子，记住电视开机后是定格在哪个频道、音量数字是多少，这些可能都是妈妈回家判断郑继扬是否偷看电视的重点。一直看到妈妈下班到家前，他会留出足够的时间用电扇在电视机散热的位置猛吹，以便妈妈回家检查时，电视不再发热。
“电扇没有湿布效果好。”听了郑继扬的经验，罗丹笑着回忆。罗丹家里一直保留着一张照片，那是1984年春节期间留下的。3岁的罗丹看过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的表演后，有模有样地模仿，被家人拍下。如今31岁的罗丹在福州一家物流公司担任部门主管。而直到现在这张照片的故事仍是家庭聚会时，长辈常提起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罗丹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12寸福日黑白电视。父母要求罗丹每天晚上八点半前必须睡觉，不能看电视。直到1988年《西游记》播出，大人开始主动让罗丹看电视，剧中的很多故事，父辈都曾给罗丹讲过，他们乐于和孩子重温。
稍大一些，罗丹开始追看动画片。那时候孩子和大人看电视的时段区分明显，下午五点多到七点前有一些动画片和儿童节目，之后孩子写作业，大人看电视剧。“那时候看《渴望》，我妈和外婆等人还讨论往下的剧情，表态拍续集的理由。”罗丹回忆，“我妈现在都在线看电视剧，不完全依赖着电视看。她看电视剧的热情没以前高。”
如今，那些背着父母偷看电视的孩子们长大了，讨论《渴望》的父母们老了。一部电视剧也不再能成为街谈巷议的核心。
但只要回到老家，郑继扬还是会抽时间陪父母看看电视。他在上海工作，父母在厦门生活。一年能见到两三次。一般都是看着电视，聊聊天。他们选择的都是晚会、综艺类节目，这是两代人都能接受的内容。父母也知道儿子陪自己看电视的用意，虽然冬天阴冷潮湿，老人还是裹着厚衣服和儿子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我们和父母还是有代沟，不知道要聊些什么。”吴东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电视上刚好有个有话题的东西，我们就会比平常多说几句，气氛会更好。我也会特意和他们看电视，聊聊天。”
电视，就这样从曾经风光无限的“社交媒介”成为了“伴随媒介”。
电视机就是个显示器
即使不再喜爱电视里播放的节目，郑继扬和太太无论谁先下班回家，都会习惯地打开电视。“有声音会显得有些人气。”郑继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总是把频道定格在新闻类节目，虽然很多新闻白天已经在网上浏览过，“这时候只是要有个声音，不费脑子的，也不会吸引你去走过去看图像的。”郑继扬的太太对新闻没什么兴趣，但也习惯了。
到家一个多小时后，夫妻俩能吃上晚饭。太太常坐在面对电视的位置，边吃边看，即使这是她最不爱看的新闻。“习惯了，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吃饭的时候电视就开着，小时候要是有好看的，我就夹些菜端着饭碗坐在电视前看，我妈也不管。”郑夫人说。
“还不撤军啊?仗不都打完了?”“冰川融化是全球变暖吗?我怎么觉得今年更冷了?”她问着一连串问题，其实她并不关心这些，只是她觉得两个人默默地面对面吃饭不好，应该说点什么。郑继扬也是这么想的，他努力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里找答案回应。每天晚上8点档的新闻节目，是两口子共同的话题。
饭后，郑继扬到书房上网，太太抱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厅沙发上。电视依然开着，没人看。有时候郑继扬到客厅倒开水，发现电视里正播着他认为“很假的情感真人秀”和“脑残的电视剧”，就会忍不住拿起遥控器换个频道。虽然换台之后，依然没人去看。
“这样各做各的有点不好。”银行职员左昊和太太在家相处的情形也类似。夫妻俩都爱看电视剧，但常常看不到一块，左昊几乎都是上网看在线或下载剧集，他太太虽利用电视看，但并不跟着电视台播放的节奏，而是通过歌华有线点播，或是将电脑连接电视上网看。“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没法跟着电视台的节奏。”左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真正能吸引两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的只有某卫视周五晚上的一档综艺节目，即使如此也很少将节目看全。
其实，不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了电视，他们的父母也开始受到影响。吴东江的妈妈有时候会漏掉几集常看的剧集，就会让吴东江帮着从网上下载。“在线、下载看电视剧这种方式对老年人的冲击也是很大。我妈觉得很方便。”吴东江说。
电视机似乎再也无法回到黄金年代，资讯获取的渠道越发多元，更多的优质影视剧集在网上召唤着年轻人，互动和随时点播的特性把忙碌的都市白领从电视跟前拉向电脑屏幕。电视机仍会存在，但是它越来越像一个无助的显示终端。
在“不看电视”小组成员赵瑞卿心中，未来新房客厅最显著的位置，还是会摆一台大电视机，他说：“这个逃不过。”但电视机只会作为上网看电影的显示器，或者专门看球赛直播。“和孩子吃饭，就不开电视了。”不再像自己小时候那样。赵瑞卿觉得，也许不开电视，一家人更有话题。
互联网“围剿”电视
即便是不关注视频网站的网民，近日来也在微博热烈调侃优酷网和土豆网两大冤家“闪婚”的消息——3月12日，优酷和土豆宣布双方将以100%换股的方式合并，而这两家视频网站上个月还在因为《康熙来了》盗播事件大打出手。
年轻的视频网站们尚处在整合期。为了能吸引观众，它们主动与海外优秀剧集制作公司谈判，购买韩剧、美剧等广受欢迎、电视上又无法看到的剧集;很多网站更主动出击，从电视台挖角众多电视制作人、导演和核心团队，自己制作原创节目。
前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说，好的内容永远有价值，“但从长远看来，传统介质肯定会遇到很大冲击，这个无须多言。”
填补电视空当
从2011年初开始，PPTV网络电视CEO陶闯连跑三趟韩国，把iMBC 、KBS和SBS韩国三大传统电视台的负责人请到一个谈判间里，洽谈韩剧购买事宜。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大批韩国综艺明星和节目将来到中国，陶闯想为自己的公司抓住这次机会。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韩剧观众群中女性约占60%，集中在39岁以下，这与PPTV用户高度吻合。“在iPad终端和其他移动智能终端上，韩剧的市场表现还大有可为。”陶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终，PPTV与韩国文化院达成协议，一次性购买三大电视台3年间100%的制作节目，PPTV新成立的“韩流时尚平台”也正式成为韩国官方网络电视平台。上线一个月后，PPTV独播韩剧《月亮抱着太阳》便打破了此前《大长今》的收视纪录，获得1亿次的用户点击量。
目前的中国网络视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3.2亿，而超过半数的用户认为影视剧是其首选收看内容。许多电视台正无奈地发现，自己花费多年培养起来的最庞大、最稳定的电视剧观众，正有相当一部分率先抛弃需要按点守时观看的电视机，投向更为灵活随意的视频网站。
一些家庭的新一代机顶盒或许可以为错过播出时间的人重播《步步惊心》或《永不磨灭的番号》，但互联网、广电网和移动互联网络之间迟迟难以打破的障壁使得机顶盒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更何况视频网站上的海量内容远比电视台有更多选择。
除了电视剧，填补电视台播出空白的还包括体育赛事和一些海外娱乐节目。如今，体育迷们可以在PPTV上看英超、意甲，更可以看到UFC终极格斗冠军赛 、NFL超级碗等电视上看不到的体育项目。目前，PPTV体育频道用户平均在线时长已经超过2.5小时，单场直播观看人数达到1600万。
除了这些视频内容能弥补电视台的空缺，视频网站争相购买正版长视频片源、从而导致的国产电视剧价格飞涨，也大大冲击了电视台的购剧成本。
“现在(视频网站)是短平快的方式进行竞争，就是买剧、引进版权，” 刘春去年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尤其在2010年广电总局关闭500多家BT网站，100多家互联网视频版权权利方创建了反盗版联盟之后，视频网站之间的角力将电视剧网络版权费的泡沫越吹越大。
2010年，新版《红楼梦》的网络版权以每集20万卖出，2011年，《步步惊心》飞速涨到了每集70万，几个月后，腾讯视频购得的《宫锁珠帘》单集版权费竟然高达185万元。
实际上，这些网站的付出很快便能通过版权分销回收。版权分销甚至已经成为个别网站的主力营收手段。无论如何，网站如此高的购买能力显然有超过电视台的势头，业内甚至认为，视频网站早于电视台首播电视剧亦有希望实现。
网站原创：提升自身，反击电视
从2006年崭露头角算起，视频网站的历史并不长。几年间，虽然这些网站已经告别以盗版、个人上传为特质的粗放型成长，开始比拼用户体验、正版及专业的视频内容，但在刘春看来，目前的视频网站仍处于幼稚期——有点像录像机和播放器，远未达到囊括综艺节目、新闻和电视剧等内容的全媒体式“电视台”和更远的“云概念”阶段。
然而，出于提升品牌、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很多视频网站纷纷开始自制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向全媒体阶段进发。
针对主要受众，这些自制剧目和综艺节目大多以青春、娱乐风格为主。2011年，某视频网站用湖南台偶像剧《落跑甜心》的原班人马套拍了一个外传篇网剧《夏日甜心》，并在暑期档推出，结果主演曾轶可等人拥有的大量“90后”粉丝群让8集的点击量居然惊人地超过4亿。
更有一些自制剧目开始反向输出到电视台。2011年，某视频自制的网剧《钱多多嫁人记》在网上播出后，被湖南台看中并投资重拍，甚至还登陆央视八套。
至于从网络起步，并将热度传导到传统电视台的网剧作品，更有名、也更典型的是《爱情公寓》。2年前，这部由婚恋网站“爱情公寓”投拍的同名都市爱情情景喜剧一经播出，便骤然成为收视黑马，其网络版权被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迅速买下，并杀进各大省级卫视。如今该剧已经拍到第三季，出品方已变为上影集团和多家影视公司，即将进入四家卫视联合首播。
PPTV网络电视CEO陶闯认为，网络电视和传统电视台做节目的最大不同在于“围绕网络和新的传播方法”。“一定要有机会让用户参与。” 2011年，PPTV配合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带着几十个服务器、上百号人入驻长沙，直播了一档声势浩大的、长达72天的节目《快女真人秀》，24小时直播快女训练过程，自然也得到粉丝的全天候热棒，点播量超过10亿。
某视频网站干脆自制大型选秀节目《向上吧!少年》，由知名主持人欧弟担当主持，网上播出海选和PK过程，选手的人生故事和结果则在湖南台展现。目前，该网站为这档节目的综合资源投入已经过亿。加上此前该视频网站与中影集团合作的、邀请七位一线男星跨界执导的《7电影》，其模式都颠覆了影视制作的现有流程。“这种有网民互动、线上线下结合的合作模式如果成功，也会为未来的娱乐节目制作找出一条新路。”刘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不过，与电视台相比，网络自制剧和自制栏目尚处于起步阶段，质量低、精品少。刘春越来越感到在凤凰卫视时策划节目很容易，“只要节目不是大走样，能迅速形成口碑效应、迅速积累大量用户;但对于一个年轻的视频网站来说，做到这一点很难。”
“自制剧归根到底是内容的优质化，”他说，“那时视频(网站)不仅仅是内容播放器，还会是内容提供商，未来可以卖给电视台和其他视频网站。”
电视人跳槽互联网
2011年5月4日，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宣布加盟某门户网站，担任该公司副总裁、该公司视频网站首席运营官，主要负责该公司视频网站的内容和媒体业务。他曾对《商业导报》表示，这次跳槽的原因是“电视圈子已经没有任何刺激和吸引”和“对互联网的向往”。
如此资深电视媒体人跨界跳槽，引发了业内一片震动。实际上，视频媒体主动挖角电视人的风潮正盛：前者正着力自制视频内容，自然希望吸引更专业、更有名的电视人才，摆脱过去网站节目低端、粗糙的问题。
2年前，PPTV就开始采用谢晖、黄健翔和周亮共同解说“英超”，并试图将这个“蟹皇粥”组合打造成为品牌;现在的NFL“超级碗”比赛也邀请了前五星体育电视台记者兼制片人董砾(小黑)担任解说员。
陶闯认为，“网络电视化”要求视频网站实现在网络上建造达到电视品质的、新的内容形式，因此需要形成自己完整的编辑和制作能力。“PPTV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内容购买然后线上播放的媒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有自己的编辑部、演播室，有很多传统电视媒体的人才加入，例如《快女真人秀》的制作队伍就非常完整……这在业内也是比较强大的节目制作能力，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省级电视台。”
刘春在其公司视频网站连续推出《大视野》《微言大义》和《军情前哨战》等多档自制栏目，搭建了上百人的节目制作班底。这批来自电视台和电视制作公司的工作人员看重新媒体更为自由的发展空间——他们在视频网站受到的限制相对电视台来说会少一些。
“我们在做纪录片，但除了国家扶持的CCTV9，综合卫视没有做纪录片的，”刘春说，“我在凤凰卫视做新节目，就意味着老节目要被替代;而互联网的内容是海量的，能满足小众化的需求，比如专门针对中老年妇女的节目等等。互联网的空间无限大，这是我很喜欢的。”
对一些从凤凰卫视来到该视频网站《大视野》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关注的题材范围也比以前大大扩宽。《大视野》不仅仍然保有之前的历史、军事类题材，也开始做很多社会性题材，比如关注选秀中落选青少年的生存现状或者同性恋人群。
另一方面，在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后，一些拥有大量观众的电视节目很难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出现。刘春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限娱’的结果就是只有电视剧没有电视台(原创);等电视里全是电视剧了又开始‘限剧’了，‘限剧’的结果就是娱乐节目改头换面。”
一批娱乐主持人在此时纷纷进军网络——浙江卫视朱丹在爱奇艺网主持谈话类节目《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湖南卫视杜海涛加盟《爱够了没》，庾澄庆在土豆网开播新栏目《哈林哈时尚》，欧弟则主持选秀栏目《向上吧，少年!》……
或许视频网站的动作让很多电视台有了一丝压力和危机感，或许电视台也意识到了进行新媒体跨界的重要性，多家电视台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站以作应对，如中央电视台的CNTV(中国网络电视台)和湖南卫视的金鹰网和芒果TV。不过，这些网站上播出的节目大多以其本台节目为主，无论是用户数量还是多终端市场占有量，跟主流视频网站相比都有一定差距。
实际上，本应为竞争对手的网与台之间目前还显得亲密无间。电视剧“台网联播”的形式造成了双赢，一些电视台栏目的火爆在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充分利用了互联网的推广手段，如制造话题、热点炒作、微博访谈和网络投票互动等。
很多电视台正在联系视频网站，以期为自己的节目找播出平台。据刘春透露，阳光卫视曾想就纪录片跟其视频网站谈合作，去了香港中文卫视的电视人杨锦麟 (微博)也跟他联系过其节目在内地的传播。
2009年，美国视频网站HULU用户一度超过美国第二大有线电视运营商时代华纳有线公司，令有线电视台十分不安。刘春认为，中国的这个时代还没到来，“我认为传统媒体现在要做的，就是应该在资本层面介入新媒体。但不应该直接管理。”
电视迈入“微政治时代”
用了几十年时间，中国电视，才刚刚走到真正成为一个复制、审视公共生活的公共媒介的拐点。而它到底向何处去，除了受制于其媒介特点、体制约束外，同样受制于中国政治社会的逻辑。
电视与现实的相互复制
如果没有以下两个大背景，显然一些电视节目虽然“过度娱乐和低俗”，但不会被认为没必要存在，或应该呆到它该呆的时间段。
一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这个会议把“文化”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执政的政治认同来源来说，这是对30年来过度依赖经济发展来取得认同的调整，至少是一个姿态，因为后者所制造、积累的诸多矛盾已构成对政治认同本身的严峻挑战，而且，也在慢慢地耗尽其能力。
“文化”的多维度和多内涵使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产业，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关怀，也可以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凝聚力手段。它能够对很多东西构成辩护。而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和传统文化道德资源来代替一些经济发展在塑造政治认同上的功能，回应中国社会在结构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正是重构政治认同的核心。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被赋予“思想文化宣传”职能的机构必须服从于这一战略。尤其是对于影响力巨大，在宣传灌输上最容易成功的电视这种公共媒介来说，逻辑上要求它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容，而且，其所有的内容，看起来不能冲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旨。
另一个背景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道德上、文化价值观上越来越陷入危机。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其性质也不是当年所说的“窗子开了，难免有蚊子飞进来”。危机是系统性的。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当社会出现道德滑坡、文化紊乱的景象时，那一定与政治系统的问题直接相关。就当下来说，公权力在一些地方的滥用及其制造的社会不公，也的确是社会道德滑坡、文化价值系统紊乱的一个根源，毕竟，当权力的行使不能提供足够的道德基础时，无法引导或说服整个社会有道德;如果权力本身就汲汲于利益和享受，更不可能让大家变得高尚。
但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准确地说，一个社会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塑造，是所有人的一种合谋，一种主动被动的“公共选择”。其中，政治、经济、娱乐等具有形塑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机制相互传导，相互影响。
不过，在权力的本能反应中，一个可以被放大的视角是：道德滑坡和文化价值观紊乱的“公共选择”，是通过模仿、传染来实现的。这其中，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媒体，尤其是最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对于形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至关重要。
电视中，一个拜金女“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和现实中的拜金现象当然是相互复制，但由于电视的传播优势，以及它在价值观引导上处于一个类似于催眠师一样的“权威”位置，它还是可以被权力解读为：正因为很多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和低俗”，助长或引导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而这一点的背后，恰恰是娱乐类节目挤占了本来应该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宏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地盘。
被打破的默契
娱乐当然是无法限制的。任何取消电视娱乐功能的企图一定会失败。电视虽然可以干很多事情，但往往就是用来娱乐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无论是何种娱乐，也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国家的，市场的，还是别的。
看电视并不需要思考。正是这一点，使电视遭到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批判。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电视并不是让人看见现实，而是看见幻象，并把幻象当成真实。而在一个人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幻象的时候，他把这个幻象所暗中携带的价值观念也一并接受过来了。电视改造了一个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他的世界观。
无论电视对真实世界的何种景观进行了复制，它截取的永远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个片断，所有这些片断的编辑组合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存在于电视中的事实，或者说媒介事实。不幸的是，这些“事实”一旦刺激起了你的情绪、情感，你被催眠的大门就已经打开，它要你相信什么，模仿什么，你根本就无法抵抗。
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但意识具有能动性，反过来能够改造“存在”。管理部门的同志们，对此当然都懂。
如果在中国，娱乐节目必须躲躲藏藏，那只能意味着，官方和媒体所形成的某种默契已经被打破。而背后，则是官民之间更大默契的打破。和当初暗中鼓励不同，官方显然已意在改变民众“非政治的、物欲的娱乐”局面。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过于政治化，强烈的“政治意识”一方面对稳定的集权式政治结构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使很多人对经济发展无多大兴趣。改革开放后，这种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塑造被坚决抛弃。
当“经济建设”成为“中心”时，必须要求民众的意识与之配套。其特点，就是民众少些“政治意识”，多些“经济意识”。而其逻辑延伸，就是专注于世俗物欲，对政治没有兴趣。一群政治淡漠的人，看起来当然不太可能对政治结构形成挑战。事实证明，这种状态对于“中国模式”的成功，功不可没。
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从人性的角度上，当然更愿意追逐利益，追求物欲的满足，原来表现出夸张的政治意识，其实也不过是物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补偿而已。因此一旦这种压抑被解除，追逐利益和物欲满足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了正当性。
官方与民间，达成了可贵的共识。以经济发展来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这个默契的基础之上：只要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民众不对政治结构的改变提出什么可能不会被接受的要求。
微政治时代
社会变了，电视也得变。虽然这种变化因为一纸红头文件而来，带着鲜明的强制色彩，但对中国电视业来说，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对于中国数以千计的电视台，尤其是地方频道来说，真正日子过得好的也仅有湖南卫视等少数几家，更多的地方频道多是在山寨与模仿中艰难度日，即使没有“限娱令”，这种已然异化的娱乐化之路也早就举步维艰。
异化的源头正是崔永元多年前就喊出的“万恶的收视率”，但很多年来，社会和官方对于“万恶收视率”的声讨，一直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也让中国电视一次次失去改革的机会。
公共性与商业化，是电视与生俱来的特性。单独推崇公共性，抑或单独强调商业化，都不足以厘清改革的路径。中国电视的评价标准，从“长官意志”到“市场收视”，是一次进步，但对于“收视率”的简单化理解和操作，却导致这种进步大打折扣，甚至出现某种退步。
一个庞大的电视市场，多达数十家卫星电视、上千个地面频道，目前大部分只能依靠一家商业机构“央视-索福瑞”提供收视数据，无论从统计样本的布局，到统计样本的代表性，再到统计的手段，关于收视率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业内质疑，而不断爆出的“数字造假、数字行贿”的传闻，更让市场扑朔迷离。
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节目售卖广告，这种被垄断了的收视率指标也就成了唯一导向。当这种导向下的中国电视越来越面目可憎时，权力之手终于出面了，试图扭转电视品味的乱象。
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作为一种附属品，“限娱令”的执行，都将为中国电视节目的改革打开一种可能性，但如果不改变单一的运营模式，因为“限娱令”而让出的晚间黄金时段，只会被另外一种类型的节目填充，如果不建立独立第三方、非盈利的节目评估体系，这种节目填充就会再次泛滥，形成另一次的山寨狂欢和同质化。
事实上，刚刚过去的四川电视节已经昭示着这种局面的开端。在这个一年一度以电视节目买卖为主的行业交流会上，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主流卫视，加大了“抢剧”的力度，17部电视大戏，被抢购一空。过去各大卫视“4+1”模式联合购剧，对抗央视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砸重金购买“独播剧”成为孤注一掷的选择。与此同时，电视剧新媒体版权的交易价格却在不断刷新，早已突破了每集100万元的单价。“限娱令”的效力可见一斑。
虽然，作为中国特色的行政命令，“限娱令”势必会得到严格执行，其影响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真正让中国的电视台承担其原本应该承担的公共责任，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仍旧在于市场。 事实上，在这一轮大规模管制之前，电视业尤其是各个省级电视台已经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些以俊男美女为载体的歌舞选秀类纯娱乐节目慢慢让位于诸如讨论婚姻、家庭伦理、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邻里之间的小区公共空间之争等等现实感极强的节目。
如果有心思在黄金时段打开中国各个省级电视台，你会发现，电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然变得像个有模有样的公共空间，他们大多把舞台开放给那些普通市民，这类节目广受欢迎，收视率表现同样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去政治化”的30多年后，这也是在公共空间里，重建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丽萍教授曾经阐释过一个“微政治”的概念：今天的政治已与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
自从福山1989年那篇《历史的终结》以来，宏大的政治哲学理念映射到人类社会具体的日常生活中时，“微政治”的特征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日益鲜明，但中国的情形有些不一样，在微博、报刊等这类媒体上，对理念、信仰、制度的关切依然是主流，但在电视荧屏上，近年来，市场体系支撑下的节目变化趋势却很符合微政治时代的特征。
和广播一样，当电视刚在中国出现时，更多的就是在进行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让民众看见最高权力和权力秩序的存在。这是权力通过媒介对民众进行影响的一种方式。电视所具有的这一功能持续到今天，中央和各地方台的新闻联播，干的就是这件神圣伟业。
今天，经济基础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宣示和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建，其形式及其有效性都需要重新考量。王丽萍教授就认为，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策略性转化。
权力发挥其影响和意识形态宣传不可能通过娱乐的方式把自己“祛魅”来传播，而人民却需要娱乐，如何让电视台也参与“讲政治”，而且是一种无害的公众参与的“政治”，这是一门庞杂待解的传媒课题，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去求解，因为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大路上，呼啸突进，无可逆转。无论是制度革新还是文化重建，不考虑市场这一最重要的变量，都注定将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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